摘要:
但凡认真读过马步升小说作品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具体而言,马步升的小说创作中,多有主观性叙述。顾名思义,主观性叙述中,作者主体介入比较明显,或者作者自己
…但凡认真读过马步升小说作品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具体而言,马步升的小说创作中,多有主观性叙述。顾名思义,主观性叙述中,作者主体介入比较明显,或者作者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或者就某一点内容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或者凭借作品相关内容抒情议论,或者就相关知识或情节因由进行解说介绍,皆属主观性叙述之范畴。而客观性叙述中,作者则隐退到作品人事物景的背后,只进行冷静的描述、真实的呈现,作者的情感、观点及态度,则如盐入水,渗透于人物故事之中。在小说创作中,究竟应该运用主观性叙述还是客观性叙述,从根本上说,这由小说作品的题材内容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决定,也与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创作理念不无关系,而不能片面论定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本文主要结合马步升长篇小说《青白盐》《小收煞》,谈谈小说创作中如何成功运用主观性叙述,并生动呈现其艺术魅力。马步升的长篇小说,深具汉语之神韵魅力。在他所构造的人物故事中,隐约着《诗经》和汉乐府的古老气息,回荡着汉赋的纵横气势,流贯着唐诗宋词的气韵格调,深藏着明清小说的脉络气象。当然也不乏方言土话、谣谚俗语的生动活泼。儒家思想的正大肃整,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民族传统文化及民间文化艺术的丰厚滋养,使他的小说具有深广的根系和博大的内蕴。刘勰曰:“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又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应该说,马步升的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积淀和准备,还是做得相当充分的。他的长篇小说《青白盐》《小收煞》,笔墨纵横,匠心独运,大开大阖,气势恢宏。语言、环境、人物、故事很接地气,历史的纵深感很强。《青白盐》是一部展示陇东百年民情风俗的巨幅画卷,丰富的想象,宏阔的叙事,大量的人物内心活动的充分展示,使得作品的字里行间漫溢着强烈的主观性叙述的独异色彩。大量方言土话、糙词俚语的生动运用,大量已然僵化的标语、口号的巧妙活用,无不显示出化腐朽为神奇的语言魅力。《小收煞》中,马素朴在京求学,年底忽然回到员外村时,作者对于“狗心”的刻画,还有写到员外村的封闭时,对馒头不同做法的介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面飘扬了五十年的家旗,设计可谓别出心裁,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幽默风趣的语言,老练精到的描述,耐人寻味的人物故事,无不充分体现出主观性叙述的艺术魅力。马步升小说的主观性叙述,在文学评论界引起过较为广泛的关注,论者有肯定和称赞者,也有持批评意见者。主观性叙述的意义到底如何,最终还是要看是否符合小说审美规律,要看其中所蕴含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如何。《红楼梦》有主观性叙述,符合人文及人道理念,多有益于人物的表现和情节的推进,也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怀。鲁迅的小说,也时有主观性叙述,恰恰是这些主观性叙述,极好地表现出作者的精神风骨和思想境界。马步升的主观性叙述,大多合乎人物个性心理,合乎情节发展,合乎思想情感的表达,也反映出作者的小说创作理念,应该说是符合小说审美规律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实际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主观性很强的精神创造活动,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既要谨慎服从创作规律,又要充分展示个人的思想才情,那么,主观性叙述自然就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讲道:“可是,为什么艺术家的创作里面也反映着时代、民族和他自己的个性呢?为什么里面也反映着艺术家的生活、意见和教养的程度呢?因此,创作岂不是依存于他,他岂不既是创作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吗?是的,创作依存于他,正像灵魂依存于有机体,性格依存于气质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自然包括主观性叙述在内。我们再随意翻览任何一部明清小说,主观性叙述无处不在。那些“诗曰”“词曰”,那些“看官”及“话说”如何如何,无不将作者自己的个性、心理、思想见解及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国演义》《红楼梦》的开卷之语,先声夺人,气势不凡,作者的独到见解与精神风貌,令人油然而生钦敬、同情之心,想一口气读下去的愿望自然难以消去。“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莫先于骨。”“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我们若读懂了刘勰的这些论述,那么,主观性叙述的合理性自然就让人不容置疑了。总之,主观性叙述若运用得成功,无疑会增强小说作品的艺术美感,并提升其思想境界。当然,话说回来,在小说创作中,主观性叙述若要运用得成功,乃至精彩,那就得注意是否符合人物个性、心理、思想及精神风貌,是否与作品中的环境契合,是否符合故事情节的自然推进,是否符合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符合时代特征,等等。作者的主观性叙述既要放得开,还要收得来。否则,就极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观念先行、为文造情以及环境失真、情节脱节与人物形象的概念化、脸谱化诸般弊病。此类现象若严重到一定程度,那自然就会导致创作的失败了。

光明日报: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时间:2018年11月13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王晶晶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小说向西方学习,另起炉灶。到了20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向西方小说学习的浪潮,各种先锋的文学实验纷纷登场。今天,当后现代写作的叙事实验越来越难以走出小众化的怪圈,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声音不时响起。那么,中国小说到底有哪些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课题。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可以说,“四季”的结构方式是中国小说对小说结构的独特贡献,深具启发意义。而与“四季”的结构方式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小说在讲故事之外的“非叙事性”,常常描写“无事之事”。再加上大量抒情诗的运用,构成了西方小说传统重视叙事过程、注重“结构完整性”的标准大异其趣的景观。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能够自觉融合中国小说传统和域外小说经验的成熟作品。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是其中的代表。这部小说故事情节套用美国作家马宽德的小说《普汉先生》,但故事框架却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传统,运用“四季”结构,填上细密、真切的细节。正是后者,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此外,沈从文的《边城》也受益于这一结构。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胡适赞美《海上花列传》,说这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这部作品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其中,人物“语言的传神”是胡适认定这部作品为杰作的重要依据。老舍称赞曹雪芹,也说他笔下的人物,都说道地的北京话,却极具个性,“凭空给世界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

  现代文学的不少优秀之作保留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影响,重视小说人物的“声口”,注意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从而塑造了很多典型的人物。老舍就受传统小说影响很深。他的小说结构,“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而借鉴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小说;但他笔下人物的语言,却是极生动活泼的口语。虎妞的语言,刻画出一个既泼辣能干,又“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一样爱祥子的女性典型,而祥子嘴里蹦出来的每个字都对塑造这个闷头闷脑、淳朴、老实的车夫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老舍特别擅长用简明浅白的口语塑造生动有力的人物形象,正是受到了中国小说高度重视人物“声口”的叙事传统的影响。对此,老舍有着高度的自觉和积极的思考,他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语言在世界上是以简练著称的。简而明,这是我们语言的特色。”

  整体而言,随着各种叙事技巧的花样翻新,当代小说家普遍放弃了以“声口”塑造人物的方法。小说家们更注重“叙事”,而非通过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在众多拖沓冗长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因为精辟有力、生动形象的人物语言,对某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产生深刻的印象。小说人物大多数面目模糊浮泛,和他们说着雷同的、没有个性的语言难脱干系。相反,倒是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不著一词的黑孩,比起很多小说中言语无味的人物给读者带来更大震动,令人难以忘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中国小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舍、张爱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融合中国小说传统与西方叙事经验的写作,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传统的一部分。传统需要更新、生长与创造,传统正是在与创新错综复杂、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时,才得以延续的。正如老舍所说,“旧文化的不死,全仗着新文化的输入”。

  当代小说创作仍然过于依赖西方经验,甚至“小说的评价标准也完全是西化的”。正是在这个语境下,文坛出现了“回到中国小说传统”的呼声。而“好的中国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则集中体现了对“中国小说传统当代转化”的思考。

  评论家周明全认为,尽管必须开眼看世界,但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是可悲的。必须摆脱对西方经验的被动依赖,返回到中国经验的“原乡”。好的中国小说,来源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是我们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出“好的中国小说”应该具有故事好、人物典型、个性突出、语言优美有力等要素,具有历史感、经典性、诗性美、朴拙美、浑然美等美学特征。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在当下创新与转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小说传统,应该得到不断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中国小说唯有继承发扬自身的传统,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优秀小说作品。正如昆德拉所说的,“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

    (作者:王晶晶,系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