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家需要生活,不过生活不需要作家。”科幻小说《追逐太阳的男人》的作者翼走这样说。作家的文字,始终是和自己的阅历长在一起的,每一本精彩小说的诞生,都可能蕴藏着读者想象不到的生命旅程。科幻作者翼走曾在银

“作家需要生活,不过生活不需要作家。”科幻小说《追逐太阳的男人》的作者翼走这样说。
作家的文字,始终是和自己的阅历长在一起的,每一本精彩小说的诞生,都可能蕴藏着读者想象不到的生命旅程。
科幻作者翼走曾在银行实习过,当过理财产品经理,做过柜员,后来改去当铺上班。选择当铺,很大程度因为清闲,12小时工作制,做一休一。不算太忙的工作节奏,让翼走可以拥有充足时间看书和写作。
“我主要的岗位工作是开具当票、收银、保管和鉴定。基本上可以把那个场所视作一个快餐店,客人进来当东西,然后拿钱。”翼走接触的顾客,有商人、白领、各行各业的人以及无业游民,若要概括一下当铺顾客的基本特点,那就是都急需用钱。
“当铺的工作曾是我观察世态人情的窗口。”翼走谈起自己的当铺工作生涯,“来我们这里的人,有败家子、赌鬼,也有一些人因为感情原因而当掉礼物和纪念品。每一个东西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我们爱莫能助。”
翼走回忆,有的情侣交往时关系非常好,送这个送那个,一旦分手,男生把礼物要回来,女生觉得礼物看起来不舒服,就要把它当掉。
“有的人分手之后又复合,跑过来问当掉的东西是否可以还给他们?有一个客户的东西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过来取,突然有一天跑过来问这个东西还在不在?我说太长时间了,已经处理掉了。他当场哭了起来,说那是非常有纪念价值的,是恋人送给他的。”
翼走对有一位女顾客印象很深,她之前当的东西都是高档的首饰、名表,人也长得漂亮,来过几次之后成了熟客,突然有一段时间她人不见了,东西放在当铺里,也不过来付利息(付利息可以保留当品)。“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很多客户都是来着来着突然消失了,像人间蒸发,我们还是把她价值大的东西一直留着。”
突然有一天那位女顾客的妹妹来了,告诉翼走他们,姐姐已经去世了,整理遗物时发现她在当铺当过东西,想取回去。“据说女顾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被当时的老板看中,一直不工作,过了近十年。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向包养她的老板提分手,对方马上答应,还给了分手费。最后也许是想不通,也许觉得坚持不下去,女顾客选择了自杀。”
翼走感慨,他在当铺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总有许多匆匆来去的顾客,会主动与他分享不同颜色的人生。
如今翼走全职写小说,虽然在当铺观察世态人情的经历,没有直接体现在他目前发表的作品中,但潜移默化中对自己创作人物这方面造成了影响,“也许某个不重要配角身上,就有过某个顾客的影子”。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部以当铺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日前,在豆瓣方舟文库“一本书背后的多重人生”的新书发布会上,豆瓣阅读人气作者邓安庆说:“我们大学毕业后,很少接触到所谓底层民众的生活。”
已经出版《纸上王国》《山中的糖果》等多部作品的青年作家邓安庆,大学毕业后职业种类之繁多,要远远胜于很多同龄人。来北京前,邓安庆前前后后辗转三座城市,做过七八种工作,也因此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底层生活。
毕业后他先入职襄阳一家广告公司,每月收入仅800元,中间被派到白酒厂、食品厂做宣传;后来转战西安,住在城中村,上午找工作,下午写作,混迹过眼睛矫正企业、杂志社、企业培训公司,但都不如意。邓安庆索性又去了苏州,在一家木材加工企业负责文案宣传、法律对接等文书工作,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月薪2000元,住工厂里。
“我那时候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的苦痛哀乐是在我们经验范围之外的,但他们不会写自己的心情,而我经常会看到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是被我们忽略的,所以我也想写这样一些人。”邓安庆最近出版的新作《望花》,就是他曾经在酒厂走访时的一段真实经历。酒瓶检查流水线上几位阿姨几十年如一日地干着单调的工作,给他内心带来极大震撼。
平凡小人物的命运,总是会引起邓安庆的注意。他不会走得更近,不会主动聊天,而只是在旁边做一个观察者。比如在木材厂上班时的某个极其炎热的夏日,他去厂里送材料,看到一辆叉车上面摆着一块木板,上头睡着一位年轻的女工——她中暑了。“我看到这样一位女工,就在想,她一定也会有自己的爱和哀愁。”
在那段生活起居固定于木材厂空间的时光里,邓安庆有心无意间,默默观察周遭人群的生存状态。比如他隔壁住着保安,以及初中辍学出来打工的90后们,邓安庆就会留心这些青年流露的想法;因为工作和行政部门产生较多交集,他会时常看到一些为工伤索赔或讨债的工人,与公司的人事经理费力撕扯。“这些工人很可怜,没有学历和后台,我会关注和同情这些弱小的人,看他们的命运如何在现实中挣扎。”
在观察木材厂小社会的群体面貌同时,邓安庆个人的发展轨迹也出现重要转机。2009年他注册了“不知道干啥用的豆瓣”,把一些早先写的小说放上去,结果意外得到不少豆瓣“友邻”的称赞和推荐,邓安庆继续在这个平台写下去,一口气发了十几篇文章。
在豆瓣积攒了一定人气后,出版社编辑开始联系邓安庆,第一本书《纸上王国》出版了。拿着“处女出版物”的稿费1万多元钱,邓安庆离开苏州,一路北上,在北京先后从事出版、互联网编辑等职业,如今全职写作。
有朋友如是评价邓安庆:“有着职业小说家的诉求,为了写作,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又为了打破身份的局限,到处浪,去体验生活,这有一点点冒险,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认定。”经历固然是文学的养料,可邓安庆觉得,他的诸多丰富体验,始终是接受生命自发的安排,而他从不脱离生活,遇见什么,就写什么,一切自然而然。并且,不管身处哪种境地,写作一以贯之,就像保护膜,使他不必与现实直接肉搏,令他心境变得平和。
邓安庆说,其实写作养分的核心来源,当属母亲,以及乡村家园。“我熟悉乡村,那是我生活的地方,熟悉他们怎么呼吸,怎么做事情。所以现在我每次回乡村,迎面走来的都是小说原型,我挺不好意思的,他们都不知道被我写进小说了。”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批怀着梦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蜂拥至珠三角,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思想的“打工文学”在广东应运而生。30多年来,许多业余写作的打工者,用文字感时抒怀,借书写的力量改变命运。

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大批打工作家以其极富特色的创作,成为广东文坛的一道风景线。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如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等人,早已跨出打工作家的身份,走出广东并荣获多个国家级文学大奖。

如今,盛慧的长篇小说《闯广东》正在筹拍电视剧;郭金牛的诗歌《纸上还乡》被译成捷克语、德语、英语、荷兰语,受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王十月和郑小琼分别担任著名文学杂志《作品》副主编和副社长……从“打工文学”的江湖出发,他们逐渐登入“庙堂”,用一支妙笔书写更广阔的天地。

发芽:“《大鹏湾》来稿量大,能刊发的作品都是百里挑一”

很多年后,当文学爱好者们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一定会想起当年的先锋文学热。在这股席卷全国的浪潮下,1984年,打工小伙林坚尝试写下了《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第三期,被视作“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

1986年,按捺不住出去闯闯的念头,张伟明从蕉岭县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6年前,他高中毕业被分配到蕉岭县一家国营厂工作,工余时间都在读书写作中度过,《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等经典著作滋养着他的青春。“在家人朋友的反对声中,我放弃了‘铁饭碗’。”在深圳流浪了半个月后,张伟明找到第一份流水线工作,其后,他做过工人、质检员、领班,酸甜苦辣都尝了个遍。

1988年,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在深圳创刊,张伟明的短篇小说《我们INT》在创刊号上发表,随后又刊发于《青年作家》。lNT是港资厂的检验用语,即“接触不良”的意思。这篇小说让张伟明在文学圈迅速走红,他也由一名普通投稿者成了《大鹏湾》的编辑,最后靠这支笔当上了杂志主编。“《大鹏湾》来稿量很大,能刊发的作品都是百里挑一。当时我们的定位很朴实:‘写打工仔,打工仔写’,但选稿很严谨,绝不会降低文字标准。我当执行主编时,甚至要求招聘进来的编辑、记者都应该有过打工经历。”张伟明告诉记者。

在距离深圳不远的顺德,爱好文学的四川小伙周崇贤在一家工厂打工。在集体宿舍的床上、工厂的草地上,他写下了一篇篇小说,然后投给杂志社。1991年6月,周崇贤在《佛山文艺》发表了中篇小说《打工妹咏叹调》,小说多年后被评论家称作“打工文学”代表作之一,他才意识到,当年自己写的小说代表着一种“打工精神”。周崇贤的长篇小说《我流浪,因为我悲伤》、《盲流部落》、《南国迷情》等等,在打工者中被广泛传阅,主流文学刊物如《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曾多次发表他的作品。2003年,周崇贤成为第一位被中国作协吸收的打工文学作家。

“我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当插件工。这是一条没完没了的流水线,工作时间一天12小时很正常……”1991年,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她记录包括自己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文字中表现出的积极生活态度激励万千读者。连载没多久,读者来信似雪花般飞来。1992年,《青春驿站》出版,安子成了明星式的人物。几年后,她在深圳创办家政公司,被誉为中国的“打工皇后”。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是“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并称打工文学的“五个火枪手”,红极一时。1994年,林坚、张伟明、周崇贤同时获得广东省第九届新人新作奖,“打工文学”由此在广东生根发芽。

盛况:“很多打工者的出租屋里,都有一沓沓的《佛山文艺》”

“你只要随便走进一间工人宿舍,肯定能发现《大鹏湾》或者《佛山文艺》这类杂志。大家广泛传阅,还会热烈讨论。”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生活,一位曾在东莞打工的作者记忆犹新。

“今天大家很难想象当时《大鹏湾》有多受欢迎,仅在珠三角的发行量就有十几万份。如果有打工者向杂志社反映老板拖欠工资,我们只要打电话向老板了解情况,老板第二天就会马上把拖欠的工资发了。作为国内首家打工刊物,《大鹏湾》在当时深入人心。”时任《大鹏湾》主编张伟明说。

“在鼎盛时期,《佛山文艺》单期发行量超过60万份,成为现象级期刊。当时,一个小小的书摊一期能销售六七百本,很多打工者的出租屋里都有一沓沓的《佛山文艺》。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告诉我,每期去书摊买《佛山文艺》成了青春岁月的一种仪式。虽然生活贫困、身份卑微,但他们内心有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曾任《佛山文艺》编辑的盛慧告诉记者,“打工者也需要情感慰藉,而打工文学写的是他们的共同生活,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缓解漂泊打拼的精神创伤—这或许就是打工文学不可取代的意义。”

担任《打工族》杂志副主编后,盛慧和打工者们接触更多了,他经常到工厂和工人们面对面交流。《打工者》的定位是“我手写我心”,杂志社每天都能收到几百封投稿,来稿作者多是一线打工者,买不起稿纸,稿子就写在工单后面,内容也多是作者的经历—漂泊的无依、思乡的愁绪、爱情的酸甜……“这些稿件可能缺乏艺术性,比较粗粝,但富有生活的质感和生存的痛感,朴素真诚,非常可贵。”盛慧说。

在和打工者的接触中,盛慧听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他花了五年时间,创作出以打工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闯广东》,201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还被改编成广播剧播出。今年,《闯广东》的电视剧改编权被广东广视传媒买下,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剧本创作,盛慧也参与了编剧策划:“希望这部作品也能打造成‘粤派电视剧的新标杆’。”

成长:“‘打工作家’四个字是我的胎记,就印在我身上”

“安子和王十月都是《大鹏湾》发现的优秀作者。安子的作品着重于纪实,王十月的作品更有文学性,而共同点是题材和情感的真实。打工文学能受到打工族的欢迎,最大的吸引力就来自作者的感同身受、情真意切。”张伟明说。

2000年,在南海一家工厂打工的王世孝将《我是一只小小鸟》投稿给《大鹏湾》杂志,主编张伟明看了认为很不错,刊发后约他再写一篇。第二篇《活着总得折腾点啥》还没等发出来,王世孝已经进了《大鹏湾》当编辑。

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世孝从湖北坐上开往广东的绿皮火车。他在工地干过苦力,在餐厅刷过盘子,也做过印刷工。“当时工厂里大家爱读《读者》、《知音》,还有金庸、古龙、琼瑶……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就喜欢写点东西的王世孝重新提起笔来,没想到因此就从“打工仔王世孝”变成了“编辑王十月”。

王十月在《大鹏湾》当了四年编辑,直到2004年杂志停刊,他依然笔耕不辍,自由写作三年,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发表刊物从《江门文艺》到《人民文学》,“编辑王十月”又成了“作家王十月”。2008年,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半年,随后进入《作品》杂志当编辑。2010年,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如今担任《作品》副主编的王十月,还是和以往一样“质朴”。他向记者坦言:“除了金庸、古龙,迄今为止我没正经读过几本小说。我更喜欢各种杂书,中医、面相、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科普等等。”他一边自嘲:“不读小说却写小说,是不是比较可笑?”但一边依然充满热情地写着小说。去年开始,王十月开始创作长篇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今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打工题材转到科幻题材,这是基于他对现实的敏感关注:“科技大爆炸以及由此带来的改变和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巨大现实。”

谈到下一部小说,王十月说或许还是和打工题材有关。但他不喜欢重复,目标是每部长篇挑战一种风格:“《无碑》质朴,《米岛》魔幻,《活物》梦魇,《31区》阴冷,《收脚印的人》激烈,《如果末日无期》烧脑。希望读者读我的小说,每一部都能感觉是不同的作家写的。”

对“打工作家”这个标签,王十月既不拥抱也不反对,“‘打工作家’四个字是我的胎记。胎记就印在我身上洗不掉,但也用不着告诉别人:我这有块胎记。”

初心:“迄今我多是书写小人物,试图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