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锋相对的摩擦,他们慢慢地试图从传统所圈定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的土地上另外寻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的追求来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的传统,一种是“启蒙的文学”,另一种则是“文学的启蒙”1.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它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尽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散文、小说,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投入了维护与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但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文学史上,仅仅以描写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现出来的陈奂生系列、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在较充分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也同样出色地描写了乡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在这一创作思潮中有意识地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对乡土小说有过理论阐释,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意思2
,但他自己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倒是体现出他所要追求的“乡土小说”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3
,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艺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说都以描写抗日爆发前夕的运河边上农村生活为背景,着重渲染的是农家生活传奇,俊男俊女恩爱夫妻,一诺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结局也总是“抗日加大团圆”。
这样的故事传奇自然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而且内容结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和艺术因素,可读性强,在大众读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在农村会受到欢迎。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他歌颂的人情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道德的善良和情义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是侠骨柔肠,重情重义,既描画了民间人情美的极致,也显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这一创作思潮中另一个重要流派是“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4
这些论述对有些作家的创作是合适的,尤其是邓友梅和冯骥才的小说,他们笔下的民俗风情可以说都是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既是已经“消失”,就自然有被历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写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头的种种遭遇,如盗卖古玩、买稿骗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动,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识地写出了一种文化的没落。出于现实环境的要求,作家有时在小说里虚构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将民间艺人与民间英雄联系起来,如《烟壶》里,这种旧民间工艺与传统的做人道德结合为一体,还发出一种类似铜绿铁锈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侠的小说,对傻二辫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经固然游戏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亲对他的临终忠告以及他随时代而变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由于这些作品描写民俗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才会有“俯视”的叙事视角来对民俗本身进行反思。也有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的、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5
0年代就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小巷深处》这样有独创性的小说,文革后他创作了《美食家》、《井》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尤其是《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历次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日益粗鄙的外部环境与基层当权者内在狭隘的阶级报复心理,使有着悠久传统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时真正的民间社会却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这种俗文化的精髓。小说叙事者是个对食文化、对老吃客都有着严重偏见的“当权者”,由这样的角色叙述苏州民俗的美食文化很难说称职,但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却有着警世的意义。林斤澜是浙江温州人,他的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迅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局面,但温州的经济模式是否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设理想,在学术领域一向是有争议的,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以家乡人和家乡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写出了别有风味的文化小说。汪曾祺本人的小说创作特点与上述作品不太一样。如果说,他的创作也采用了他自己所说的“俯视”的视角,那倒不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求得更“深刻”的效果,恰恰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在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叙事立场上,“深刻”的价值判断是体现在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来清理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而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应该反过来理解,他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他记载穷乡风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家规家法,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无法自由生长,所以才会有文艺作品来鼓励它、歌颂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汪曾祺的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叙事立场在当时还觉得新鲜,但到90年代以后,却对青年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创作思潮还融入了来自西部边疆的民族风土的气息。西部风情进入当代文学,所带来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大西北既是贫穷荒寒的,又是广阔坦荡,它高迥深远而又纯洁朴素–也许只有面对这种壮丽苍凉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风貌;只有面对这种生存的极境,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存的深广的悲剧精神。西部文学在80年代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正是这种崇高的美学风貌与深广的悲剧精神。周涛与昌耀是西部文学中较为重要的作家,他们恰该也分别偏重于表现西部精神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光明日报: 走进人民心灵深处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时间:2018年11月21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李朝全走进人民心灵深处——刘绍棠创作的启示威尼斯人线上娱乐 1

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刘绍棠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光明书话】

  日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20卷的“刘绍棠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刘绍棠文集》,文学评论界给予了高度肯定。刘绍棠于1996年去世,迄今已22年,然而他的不少作品仍旧不断再版,还有那么多的读者喜欢和阅读他的作品。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也能给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写,写什么,应该如何为人处世,才能成为一名深受读者大众喜爱的作家?怎样的作品才能具有长久的思想和永恒的艺术魅力?

  谈到刘绍棠先生的创作,我早在念大学时就曾读过他的作品,至今对《蒲柳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豆棚瓜架雨如丝》《青枝绿叶》等作品还留有印象。他在创作上的清新淳朴优美的风格,乡土气息浓郁的特色,让他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惹人注目。他一生创作勤奋,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等作品,承袭了沈从文、汪曾祺、孙犁一脉清新优美的特色,被视为是“荷花淀派”的重要代表。

  自我定位为一个“土著”

  刘绍棠说他自己是一个土著。因为他写的都是土著的生活,都是最土气的,就是北京通州北运河沿岸儒林村老百姓的生活。儒林村是他创作的根据地,运河人家是他永恒的创作母题,他“写了几百万字,没有一篇不写运河,没有一篇不写通州”。这是一个作家非常自觉的身份意识。刘绍棠喜欢自称笔耕农,他认为自己手中的这支笔同儒林村乡亲们手中的锄头一样,都是一种生产工具,彼此之间完全平等,他耕种的是纸上的“一亩三分地”“到了头还是个农民”。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人民之子、运河之子、乡土之子,因此他要忠诚执着地写人民。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人民作家”最宝贵的立场,亦即人民立场。正是因为有这种接地气、贴人心的写作,一辈子都在写通州家乡、写通州的乡亲们,因此刘绍棠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是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是一种清新、纯朴的气息。他一向“好吃农家饭,暖身粗布衣”,即便是在离开家乡进城学习工作后,每年仍常回故里,乡亲们也总是盛情款待。他是一个身在人民中间的书写者、代言人,一辈子都在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歌唱。早在13岁他就开始发表作品,被称为“文学神童”“神童作家”。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让家乡人叹为惊喜,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刘绍棠说,他对家乡怀着无尽的眷恋和热爱,毕其一生都对人民抱有不可言说的无尽的挚爱。因此,他的作品会深受人民的喜爱,他本人也受到了人民的保护、爱戴和推崇。他曾给自己五百多万字的作品浓缩评定为八个字:田园牧歌,微言大义。钱锺书称赞他的小说好比园子里采摘的鲜菜,热炒冷拌的一桌佳肴。刘绍棠则把自己的一部部作品比作是打糊饼、摊煎饼、轧饸饹、金裹银儿、贴饼子、熬小鱼、马齿苋大馅团子……因此许多人都“吃个没够”。他的作品受到了一众评论家的称赞,但他最心悦诚服的却是家乡一位农妇的评语:“旱甜瓜另个味儿。”1992年,通州为他建立了刘绍棠文学艺术档案库,授予他“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称号。可见,乡亲们和刘绍棠是互相滋养、相互哺育的关系,人民用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哺育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这个作家又用他真诚的作品反哺他的故乡和乡亲。

  坚持做人作文一张脸

  为谁创作,这是一个创作立场问题,创作立场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如何创作,如何为文,则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观。刘绍棠说,他的创作一直都立足于乡土大地。他最早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这至今都是文坛佳话:1953年刘绍棠读高中的时候,《青枝绿叶》就被编入高中语文教材。一个学生在自己的语文教材中读到自己的作品,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甚至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是一个早慧的作家,从创作伊始他就非常自觉地传承鲁迅所开启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对鲁迅的作品他怀着崇高的敬意,而且秉有自觉地传承乡土文学传统的意识。他一辈子都在为运河写作,为通州写作。他所写下的一系列作品,实际上都是为乡土中国画像,为北中国的人民画像,为乡亲们画像,为历史存照。

  刘绍棠坚持做人作文一张脸,不当两面派,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格,他做人跟作文是一致的,这对其他作家都是有启示的。他说,活着,是为了干活,是为了争口气。1989年刘绍棠因为中风,导致左臂瘫痪,不得不坐在轮椅上,但却依然雄心壮志。他豪迈放言:“坍我半壁江山,留下有用的右侧,天不灭刘!”他的右手还能写作,他的语言文字、思维能力都没问题,在1989年以后他依旧高产、丰产,高质量作品不断推出,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他的这种创作精神,沿袭自家乡人民的教诲和在学校所受到的教育熏陶。在北大读书时,当年王瑶先生说过,人到65岁脑力衰退,不写文章是坐以待毙,写文章是“垂死挣扎”;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刘绍棠正是传承了师长前辈们的这种精神,一直在顽强写作,而且坚持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思想和价值观是他写作的基石,他写的《蒲柳人家》《青枝绿叶》等文学史上的名篇,倾情抒写运河岸边人家的爱与忧愁,表现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和寻常日子。

  人物形象接地气

  刘绍棠创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刘绍棠文集》只是其作品的一个精华荟萃,他的作品并不止这些。但即便是从这套20卷的书系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包括小说、散文、纪实、传记方面都有优秀之作。他的许多作品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角色,譬如像《蒲柳人家》中的何大学问、何满子、莲姑等,而且这些人物都非常接地气,鲜活而真实,都受到了读者的认可。同时,他也受到孙犁等前辈作家的深刻影响,他自己也是荷花淀派代表作家,擅长将老百姓生活日常写得清新纯朴、有滋有味、五味杂陈。

  因此,刘绍棠这样一个作家给我们今天的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启示,起码有这些方面。首先,作家要有自己创作的根据地。其次,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人民生活,走进人民情感和心灵深处。最后,用心、用情、用功书写时代新人物,塑造精彩中国人的形象,讲述精彩中国的故事。这样的作家才能深受群众欢迎和喜爱,这样的创作才能传得开,走得远,立得住,留得下,具有恒久的价值。

  (作者:李朝全,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