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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路灯:《抗战八年木刻选》

时间:2015年09月28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杨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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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版画) 古元

  1945年秋,我读初中二年级时,传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老师同学和满大街的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鞭炮声响彻通宵。三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我在开明书店买到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包了书皮带在身边,许多作品深深地印在脑子里:李桦的《怒吼吧!中国》《青年进行曲》《快把他扶进来》,古元的《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彦涵的《控诉》,朱鸣岗的《夜》,马达的《碾》,力群的《饮》,焦心河的《牧羊女》……作品中每一个细节,我一生都记得清楚:朱鸣岗刻画了大学教授深夜被特务抓捕,眼镜歪在一边,书籍散落了一地;李桦歌颂了青年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无畏精神;古元叙事般描绘了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马锡五在群众中说服相爱的一对青年的双方家长支持婚姻自主,说得周围男女老少笑逐颜开,呈现出边区政府民主作风和工作人员的朴实气质。对比大后方特务对教师学生的迫害,使我对解放区产生强烈的向往之情,终于在几年之后,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有幸考入美术学院,毫不犹豫、坚定毅然地选择了版画专业,亲身受到仰慕已久的李桦先生和古元先生的教诲,青少年的梦想很快得以实现。那几年的学习生活充实而又欢快,每一个课堂作业,都满怀激情,努力做到最佳,老师们也都给了高分鼓励。同学们课外相约到李桦先生家访问,李先生买了糖果款待大家,告诉同学们他当年靠在电报局当发报员谋生,不多的薪水买了木刻刀和木板,白天上班晚上刻木刻,作品印好寄给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耐心地一封封回信指导和激励下,成立了木刻研究会。在古元先生家访问时,先生很谦逊,说不知不觉生儿育女,已是一大家人了。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背包必须精简,把毯子衣服都去掉,只剩下夹被和木刻板、刻刀和几幅印好的木刻作品;沿途看到人物形象和山川房屋景象,必须默记在脑子里,不可能也没条件当场画速写,创作时要凭记忆画出来。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  老前辈创作的黑白木刻,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鲁迅说木刻以黑白为正宗,刻木刻时,画好了稿子,然后捉刀向木,一刀下去,线条挺拔,铿锵有力,黑中有白,白中有黑,节奏鲜明醒目。在中国画系和油画系同学学习色彩斑斓的静物和风景时,版画系的同学们却沉浸在黑白的世界里,大家发现黑白艺术无比丰富和富于表现力。

  在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我一直将《抗战八年木刻选》带在身边,不但借鉴于创作,还可以深入学习木刻技法,同学们也喜欢传阅摹仿。李桦、古元先生的书架上都有这本木刻集,他们的木刻集纸张要比我那本好得多。

  《抗战八年木刻选》不但是我学习木刻的范本,也是我的人生教科书。

美院老校门(木刻习作) 1955年 杨 澧

  1953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一二年级不分专业,一起上素描和水彩课。三年级分科(系),我们选了版画专业,1955年开始学木刻。黄永玉先生来上课,他比学生年长六七岁,是最年轻的老师;他穿着黑色衣裤,满头黑发,眼睛有神,一身朝气。

  黄先生特地从学校库房搬来约两米宽、三米长、十多厘米厚的大木桌,收捡干净,让我们11名新同学围坐一圈,他在桌前微笑着从容开讲。他说:“学木刻先要学木工,学会将梨木段锯成3厘米厚的木板,用锉子将木纹锉平,锉子用力要均匀。”说着就在长凳上示范,我们一一试过,有的推不动锉,有的轻一下、重一下锉不平;他耐心地反复指导,终于每人都锉平了一块木板;他又教我们用水磨砂纸打磨,直到板面光亮,准备上画稿。

  画稿先画正面,反过来将透过纸的线条描清楚,垫上复写纸将画稿复写到板面,衣服纽扣和手的左右都是相反的;然后在板面薄薄涂一层淡墨,就可以刻了。

  黄先生幽默地说:“一刀一刀刻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刻。”紧接着他提醒并警告大家,不要画排列平行或网状的线条,刻刀要自然流畅,照着线条刻就呆极了。

  黄先生说:“握刀很有学问,右手握住刀柄,左手拇指顶住刀柄下端。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刹车,可以自如地刻起来,不致锉刀把画面刻坏,也不会戳破手指。”同学们都看见黄先生手指关节上磨出的老茧,大家钦佩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