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减法,可以说是并区减政、降低行政成本,打破行政边界,有利于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弊端是不利于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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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城市治理的主导目标是社会管理,我认为做加法是对的。国际上精细化管理做得比较好的城市,比如中国香港、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在区划设置的数量上都是比较多的。

来源|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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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拓:城市化引发行政区划变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与现行区级体制的作用下,城区政府的重要性不断突显,尤其是大城市,区已经成为大城市与基层联结的关键层面,承担着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多重使命。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城区区划设置已明显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大城市城区的区划调整成为现阶段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随着人口与产业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一、二线城市的地均经济密度会越来越高,“小马拉大车”可能会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一个普遍现象,到时候,行政区的设立可能会进一步精细化。这方面,深圳可能又走在了前列。

记者:静安、闸北撤二建一,有人戏称
“白富美”与“凤凰男”结合,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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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广州萝岗与黄埔的合并,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黄埔是个老工业区,人口密度大,生活配套成熟,但没多少空地,也没什么好税源。萝岗是个高新技术产业区,有地、有产、有钱,但是人气不足,科教文卫的配备差,把这两个区合并,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1+1大于2的效果。

视频专访:

  深圳的行政区划又有新调整,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光明新区升格为光明区,深圳的行政区数量从原来的8个变成现在的9个。有分析认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细则发布前夕,国家给予深圳的礼包之一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编辑|吴潇岚

  光明新区与光明区,只有一字之别,内涵却有很大差异。前者是功能区,后者是行政区。在此之前,光明新区在民政管理上属于宝安区,但在经济管理上又脱离了宝安区,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直接管理。变成光明区之后,就终于和宝安区平起平坐了。

林拓: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区划设置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管理绩效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既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就业等多方面,还关乎行政体制改革与生产要素布局等长远战略问题。所以说,行政区划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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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拓:对很多新上海人来说,或许对于静安、闸北的文化没有太多情感上的差别,在购房时更多考虑的可能是交通、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但在一些老上海人眼里,似乎还是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

  调整前的深圳行政区划(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已均设立为区)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区划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趋向?

  作者:孙不熟

  第一轮是市区扩容,大约从1981年到1992年,主要从郊县划出部分地区并入市区或新设市区。例如,1981年从上海县析出部分地区设立闵行区,从宝山县析出部分地区设立吴淞区:1984年,长宁区、徐汇区、黄浦区、普陀区、虹口区和杨浦区等相继大幅扩容,1989年川沙县杨思地区划入南市区。此后,市区扩容趋于减缓,幅度也较之前要小。

  上海静安与闸北的合并,其实也有着相似的逻辑,静安是老CBD,品牌效应强,但是没地,闸北相对落后,但是有地,发展空间大,二者联合之后,也是优势互补,化学反应强烈,闸北的地价很快就上来了。

记者:近年全国城区区划调整呈现怎样的动向?

  就影响面来说,光明设区,对当地产业经济的带动是有限的,因为光明原本就已经是市政府直接管理的经济功能区,真正利好的应该是当地科教文卫等公共资源的配备。设区之前,光明的治理目标比较单一,主要围绕着产业发展与招商引资来展开,设区之后,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就得像行政区看齐了,这对当地楼市来说是一个利好。

新世纪以来的全国城区区划调整分水岭出现在2009年前后。2000-2008年涉及城区合并的区划调整仅有5例,2009-2014年共14例。这一城区区划密集调整的动向,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

  近几年,北上广等大城市也纷纷在行政区划上做出了调整,例如北京东西城的扩容,上海静安与闸北的合并,广州萝岗与黄埔的合并,很明显,北上广在区划调整上做的是减法,调整后行政区变少,而深圳做的是加法,调整后行政区变多了。

上海开埠后,租界多在西南,有钱人也多住在西南面,而大型工厂多在东北部,贫苦人多住在东北面。因此,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把买办、洋人、社会名流聚集的地方称为“上只角”,主要指以现在淮海路为中心朝西南面发展的地区,而把闸北、原南市区为中心朝东北面发展的贫民居住区称为“下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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